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目的、任务也是上述四方面。在实现、完成上述四方面研究目的与任务的过程中，每一方面都需构建尽可能科学、完整、成熟的理论方法框架，以进一步指导方方面面的语法研究和语法实践活动。

纵观《马氏文通》问世以来一百多年的汉语研究，可以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我国整个语言学中发展最快，成果显著。

贰

从三条线索来了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

从所运用的理论方法这条线来看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经历了运用古希腊传下来的传统的句子成分分析法（也称为“中心词分析法”），到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一系列分析法，到逐步运用当今前沿的形式、功能、认知三大派的各种理论方法，到我们自己在理论方法上也有所创新这样的过程。

（具体可参看陈保亚1999，2015；陈昌来2002；刘丹青主编2005；沈阳、冯胜利主编2008；陆俭明2013）

涌现那么多的语法分析理论，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语言实在太复杂，而我们对它的认识，即使是对我们自己的母语汉语的认识还很浅。正如学界常常说的“我们现在对语言，即使是对汉语，也只看到了它冰山的一角”。

二是，目前任何一种语法理论及其所运用的分析方法，都不能包打天下；都只能解释一定范围里的语法现象，解决一定范围里的语法问题，超出了那个范围，就得另换分析的视角，另找分析的手段。

那众多的语法分析理论与方法，彼此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即使是最古老的句子成分分析法，今天我们也不能将它扔了，因为还有它的用武之地。譬如，在初级、中级的语文教学和外语教学中，还需要它，好处是能帮助初学者一下子抓住一个复杂的长句的表意脉络。例如下面这个句子：

我国首次升空的“神州—3号”模拟载人飞船经过264个小时在太空运行之后按照原先预定的时间安全、准确地返回原先计算好的我国西北某地区的地面。

这是一个很长的单句，包含了69个字符（包括标点符号在内）35个词。句子成分分析法会教我们先抓住主干：“飞船—返回—地面”，这样就一下子把握了整个句子的表意脉络，可以顺利地解读整个句子的意思。其他分析法难以做到。

二

从本体研究内容这条线索来看

现代汉语语法本体研究经历了“以描写为主”（90年代之前）到“以解释为主”（90年代之后）的发展过程。在90年代之前，汉语语法学界运用句子成分分析法也好，运用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方法也好，都主要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语法现象的描写。90年代后，随着国外当代形式派、功能派、认知派的前沿语言学理论的逐步引入，逐渐转入关注和加强对现代汉语诸种语法现象的解释。从而由“以描写为主”的研究进入“以 解释为主”的研究。

“描写”和“解释”不是绝然对立的——

01

描写本身也带有一定程度的解释

譬如经典的歧义结构“咬死了猎人的狗”，通过层次分析如实描写了这个句法结构两种层次构造状况；但从某个角度说，也含有解释，解释这个句法结构为什么会有歧义——是由于内部构造层次不同造成的。再如，从层次分析进到变换分析，解释“山上架着炮”的歧义现象，虽本质上还是属于描写，但也明显地含有解释的内容。

02

解释本身其实也含有一定程度的描写

解释本身其实也含有一定程度的描写，只是这种描写可视为属于更深层次的描写。譬如汉语里形容词修饰名词存在用“的”不用“的”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个现象？张敏（1998）运用认知语言学“象似性”原则里的“距离”准则做出了较好的解释。张敏的解释同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对现代汉语里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情况的更高级别的描写。

从“描写为主”进到“解释为主”体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化。而所以会进入“解释为主”都是由“问题”驱动的。

三

从应用研究这条线索来看

“任何科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无论以描写为主还是以解释为主，都跟应用密切相关。《新著国语文法》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该书的撰写与出版，就是为语文教学服务的，目的是为“教化民众”“开启民智”；同时也为“五四”运动开创的“提倡白话文”起了助推作用。也就是说，现代汉语语法学的诞生就是为应用服务的。

50年代开始，为了建设新中国，国家非常关注并重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语文修养问题，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扫盲工作。在中央的指导下，《人民日报》从1951年6月6日至12月15日，连载了由吕叔湘、朱德熙二位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并号召广大干部群众都要学习。这极大地加强了汉语语法知识的普及教育，也大大促进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

为语文教学服务，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语文修养服务，这可以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的动力与主线。

80年代后，随着汉语二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和中文信息处理的推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又增添了服务对象，开拓了应用领域。而进入21世纪，2010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北京语言产业研究中心”，2011年广州大学成立了服务范围更广的“语言服务研究中心”，进一步拓宽了语法应用研究的领域。

叁

按时间顺序分四个阶段来了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具体发展状况

一

第一个阶段——20年代至50年代前

1924年《新著国语文法》问世后，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爆发了“中国文法革新”大讨论。这是汉语语法研究史上第一次学术大辩论。革新“革”什么？就是“革”从《马氏文通》以来在汉语语法研究上单纯模仿外国语法的做法。这场大讨论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这是一场带有“要求变革”性质的讨论。

这场讨论所形成的“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鉴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新风气，对后来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汉语语法革新思想的影响下，当时一批中青年语法学者脱颖而出，运用西方理论努力探索汉语语法特点；《中国文法论》（何容 1942）、《中国现代语法》（王力 1943/1944）、《中国语法理论》（王力 1944/1945）、《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 1942/1943）和《汉语语法论》（高名凯 1948）先后相继出版，成了那个时期的代表作。

这几部语法专著各具特色，但都以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力图揭示汉语语法自身的特殊规律，探索汉语语法特点，努力构建现代汉语语法系统，进一步奠定了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著作以及当时他们所撰写的论文中，明显地包含着诸如目前大家所熟知的什么“语义格”“动词的价”“范畴论”“变换分析”“语用分析”“篇章分析”“构式”以及“语法规则的形式化表示”等理论观念或者说思想萌芽，只是所用术语不同而已。

遗憾的是由于我国许多学者缺乏强烈的理论意识，所以上面提到的那些语法理论观念和分析方法都没有加以升华，没有上升到理论上来加以论述或阐释，因而鲜为人知。发明权都让给了后来的国外学者。

二

第二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

上面说了，50年代开始国家就非常关注并重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语文修养问题， 当时在社会上，特别是广大干部普遍学习吕叔湘、 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力量拟定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这不仅加强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的普及教育，也大大促进了现代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当时出版了不少服务于语文教学的颇具实用性、普及性的现代汉语语法著作。

与此同时，赵元任先生1948年出版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in Spoken Chinese（中文译名为“国语入门”）一书，其中的语法部分由李荣先生翻译，取名为“北京口语语法”，由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

这本书在语法方面提出了不少新颖的看法，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于是，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开始较大地影响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这突出体现在《中国语文》连载的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名义发表的《语法讲话》；后以“丁声树等”为作者名、以“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为书名于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运用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构建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专著，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虽然在五六十年代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致使整个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停留在哪个句子成分由哪个词语充任，哪个词语可以做哪个句子成分这样的水平上。可喜的是当时还是有一些眼光敏锐的语法学者不理会这种批判，不声不响地、默默无闻地运用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现代汉语语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吕叔湘、陆志韦、朱德熙、范继淹等诸位先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运用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方法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领军人物。

同时，五六十年代开展了汉语词类、主宾语问题、单复句问题等语法问题大讨论，60年代初又展开了动词形容词“名物化”问题和“的”的分合问题等不同规模的学术争论。这些语法问题大讨论和学术争论虽然并未获得一致的结论，也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面貌，但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起了实际的推动作用。

三

第三个阶段——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6年中期到1976年中期是一段空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跟我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外自50年代中期爆发“乔姆斯基革命”之后，迅速形成了形式、功能、认知三派鼎足而立的语言学大发展的崭新局面。

“文革”结束后，“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我国的语言研究也开启了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张伯江 2018）改革开放给学术界带来了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这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起了推动作用。说实在的，改革开放的40年也正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大发展的40年。

70年代末80年代初，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和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80）、《语法讲义》（1982）以及《语法答问》 （1985），率先相继出版，对现代汉语汉语语法研究起了指导和引领的作用。而80年代初《中国语文》编辑部又组织、开展了“析句分析方法”大讨论，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彻底从传统的析句方法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1984）

更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国策的推进，大大加强了与国外的语言学界的学术交流，那形式、 功能、认知三大派前沿语言学理论方法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引入我国的语言研究之中的。外语学界的同仁在这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而最受惠的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新时期——研究的视野大大开阔了，研究路子多样化了，句法分析方法逐步多元化了，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吕叔湘、朱德熙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1981年5月发起组织、创建了全国性的中年语法讨论会，后连续举办。青年学者也不甘落后，1986年9月邵敬敏、李宇明、萧国政等发起、组织了全国性的青年语法讨论会，也是连续举办。这两个语法讨论会，不仅活跃了学术空气，推动了语法研究，更培养了人才，逐渐形成了一支较为庞大的中青年语法研究队伍。

这一阶段更为重要的亮点是，汉语学界开始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进一步进行反思，而这是很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的。

大家都知道，汉语语法研究基本上是在印欧语语法学的理论思想指导下逐步向前推进的。印欧语语法学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反映了人类语言的语法共性，因此它对汉语语法学的开创与逐步建设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汉语毕竟是不同于印欧语的一种语言，突出的一点，印欧语属于“形态语言”，而汉语属于 “非形态语言”。所以，正如吕叔湘先生所指出的，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步步深入，大家越来越觉得，“汉语的语法分析引起意见分歧的地方特别多”。（吕叔湘1979）吕叔湘先生在70年代谈到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时就强调，“不能用有形态语言的语法来说明汉语，‘假如一心要找个方的，就可能看不见圆的’”（转引自张伯江 2018）；而80年代初，朱德熙先生在为《语法答问》日文译本所写的序中， 进一步发出了“摆脱印欧语的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呼吁。朱德熙先生这呼吁立刻获得汉语学界的普遍赞成，大家都积极探究“摆脱印欧语的干扰，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研究路子。

朱德熙先生率先提出了“以词组为本位”的现代汉语语法观。这往“摆脱印欧语的干扰， 用朴素的眼光看汉语”的路子走出了可喜的第一步。紧随着汉语语法学界在21世纪之前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现代汉语语法观，即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语法观、张黎先生的“意合”语法观、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语法观和刘丹青先生的“语用优先”语法观。

这种种不同的语法观，各有新见，各具特点，各有追随者，也都引发了一些争议，虽然没有哪一种观点能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对深化汉语语法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不幸的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领军人物朱德熙、吕叔湘二位先生于90年代先后谢世，这是中国语言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更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损失。

可告慰二位先生在天之灵的是，由他们引领、培养的中青年语言学者，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时代所培养起来的年轻语言学者，逐渐登上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大舞台，并逐渐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中坚力量。

四

第四个阶段——90年代末至今

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外语言学前沿理论的进一步引入，语文教学、汉语二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语言服务研究等应用性研究的加强，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以及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与研究的推进，又极大地助推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特点有三。

01

进一步加速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往解决“为什么”问题的方向发展

特别值得关注的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运用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解释汉语语法现象方面成绩显著。在这方面社科院语言所沈家煊等先生以及外语学界同仁起了带头作用。

二是冯胜利教授开创的汉语韵律语法学和语体语法学。这对推进汉语语法研究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02

进一步加强了语法应用研究

语言服务已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务范围已涉及四个方面：为政治建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文化建设服务，为国家和谐的语言生活建设服务。（屈哨兵主编 2016；陆俭明 2019）随着语言服务研究的开展，进一步扩大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应用领域，特别是提出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要为提高国家和个人的语言能力服务，而这实际也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服务。（赵世举 2015；陆俭明 2018）

03

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

汉语学界的语法研究者不只是单纯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进入21世纪，这方面考虑得